不义之税如何征？

　　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报道，欧盟法律中对卫生棉条征收最少5%的增值税的规定令女权运动者感到忿忿不平。对女权主义运动者来说，卫生巾税简直就是专门针对女性征收的，更糟糕的是欧盟各国无权废除该税种。欧盟委员会关于增值税改革的新提案或许会改变当下的现状。

　　在实行增值税的欧洲，用于妇女特定生理护卫品的增值税，从20%多到5%不等。在英国，40年前该类用品的增值税高达17.5%。由于反对的声音很高，取消该类商品增值税成为工党的竞选纲领之一，在2000年，终于调降为欧盟最低税率5%。现在的英国妇女正在为完全取消这项税收而努力。在法国，该类用品的增值税是20%，该国妇女团体目标是将税率降低到5.5%。但去年，有关提案在激烈进行辩论后被否决。除了欧洲之外，澳大利亚（税率10%），加拿大和美国的妇女也对这项税收进行了抗议，取得了比欧洲同胞更好的效果。加拿大已经于去年夏季决定不再对女性卫生用品征收增值税。美国虽然不实行增值税，但是有些州对妇女卫生用品也征收销售税（相当于中国的营业税）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计划禁止向女性生理卫生必需品征收销售税，纽约州众议院也通过议案，取消相关产品4%的州销售税。目前美国共有10个州对这些女性用品不征税。

　　为什么欧美的妇女那么斤斤计较于此类用品的税收呢？因为这样的税收存在很大的不义性。每一种商品税本质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税，向卫生巾课税本质是向女性例假课税。但这种课税与一般的调节消费行为的税收不一样。一般调节消费行为的税收，通过征税而调节和改变人们的行为。因为你的行为可以改变，所以我仍然是网开一面，你并不是无所选择。面对商品税，你要么纳税，要么改变行为，比如烟酒税，你不愿意纳税，就可以选择不抽烟不喝酒。但妇女生理现象是一种人类无法回避，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。面对此项税收，你没有任何改变行为以避免纳税的选择，你只有就范。所以，征收此项税收，就像中国历史上对食盐征收重税一样，是不义的。因为妇女生理现象不可避免，所以相关的卫生防护品是千真万确的必需品，既无法俭省也没有什么替代品。向这类生活必需品征税，不但加重了低收入妇女的生活负担，而且对女性特殊生理现象形成一种歧视。

　　生活必需品应该免税，这个是税收常识，其发源地正是欧洲。亚当·斯密当年就区分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，他建议可以对奢侈品征税。虽然斯密并没有明确说对生活必需品不应课税，但是从斯密的整个论述看来，即使他建议课税，税率也应该低于奢侈品。亚当·斯密作出的区分，此后成为文明社会征税的一条准则。清朝末年，曾经去英国、法国实地考察的马建忠就发现，欧洲对非生活必需品的卷烟征收重税，而对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则不征税。他对这一点印象极为深刻，曾经上书李鸿章，建议中国改革税制，学习以仿效。

　　虽然生活必需品低税或免税是常识，但在税收立法活动中，什么物品属于生活必需品，却往往并不是不言自明的。一种物品是不是生活必需品，因时代而不同，因文化而不同，甚至因性别而不同。一些物品能够被立法接受为生活必需品享受免税待遇，是通过不断的说服和证明而获得的，是通过不断地博弈和讨价还价而获得的，甚至是通过更为激烈的街头政治而获得的。欧美将女性卫生用品列入征税税目，没有给予免税待遇，可能的原因是，即使在女权高涨的欧美国家，女性的政治参与权仍然低于男性，在税收立法过程中，属于女性专属的特定利益，并没有被真正代表，没有被真正表达，没有被真正关注，在男性主宰的立法过程中，女性的利益被忽视，甚至被有意牺牲。欧美女性因此而进行不懈努力，通过种种行动，要求修改法律，取消该项税收，则是其维护自身权利的纠偏补救措施。

　　税收立法直接关系到社会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调整，即使是在民主国家，立法过程并不会自动地照顾到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特殊利益。所以，税收立法是不同利益群体通过集体行动和集体选择，不断博弈的过程，立法场也是竞技场。如果你不发声，那么，你的利益很可能被忽视。如果你能够发声，甚至通过集体行为，发出理性的声音，发出强大的声音，那么，你的声音就可能会产生效果。英国的女性卫生用品的税率被调低，加拿大和美国一些州则取消该类商品的税收，就是明证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往往是乱嚷嚷的，但却体现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精髓。